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那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由于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着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更加安详的步子——都更表明维克多-亨利正在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呆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似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的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对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象他那样才具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楣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黯淡的美国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象往常那样全神贯注在日本方面。每逢总统作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对他侧目而视。他们打趣的神情几乎在说：他是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配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呆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其他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国军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就正在完成一个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估计到日本迟早要发现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他意料之外并使他高兴的是，本

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桔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在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个一个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

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俱乐部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漏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个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上听完头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部大楼几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一点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仪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

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国军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旁的优点就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