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既然能称为明君，那就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作为，更主要的应该是在民政上，政治上面的改革虽然在李嗣源的主观上是为了肃清官场风气，可是在客观上那也是为在民生方面的改革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在民生方面，主要的思路就是以民为本，这主要表现为宽仁爱民，减轻人民负担，想要富，就要做到开源节流，那时候要想富还有一句话叫做“多生孩子多种树”，这里的孩子主要是男孩子，是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多种树讲的就是各种经济作物，当然还包括桑树。

李嗣源继位后就着手在各个方面消除李存勖时期的一些扰民做法，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新皇帝上任必须要好好地表现，所以一般都会搞一些民心工程，比如大赦天下，再如减免税收之类的。

但是李嗣源在原本应该搞得那一套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不少优惠，他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加收的捐税，如“省耗”，“耗”指的是损耗，即粮食和银子的损耗。粮食在储存和晾晒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老鼠和鸟类吃掉一些，这个叫做鼠雀耗，是汉朝的时候一位“理财”专家发明的，其实叫他们”理财“专家还不如说是敛财专家，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面的鼠雀耗就是为了敛财而增设的，比原先多收两斗，但是事实上小老鼠和小麻雀能不能吃掉这么多的粮食呢？

事实上是很难，除非他们放心大胆的吃，但是这样是不可能的，而国家每年要求上缴的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这多出来的一部分就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当然有时候就进入了皇帝的内库。

还有一个叫做火耗，百姓的散碎银子在重新熔铸成大银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点损失，这个就叫做火耗，这一点损失朝廷自然是不愿意承担，那么只能放到农民身上，所以在征税的时候官府就将这些损耗预先加收。

可是火耗到底收多少？到底有多少的火耗，到底是个什么标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这又成了地方官或者政府敛财的一种方式，反正不知道耗多少，那肯定是按多的收，反正多出来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中饱私囊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招用了很长时间。

李嗣源一上台就是将这些不合理的税收废除了，一时间天下处处歌颂李嗣源英明睿智爱民如子。

此外，还有的诏书中还禁止富裕农户逃避徭役，逃避租赋，这种现象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的普遍的。

当时和唐朝之前的时代一样，官宦大户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和徭役，因此，一些人就和这些官宦人家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将地写到他们的名下，以此来逃避赋税和徭役。

具体的做法我们我们举个例子。张三是个平民家里有十亩地要交税，而在当地有个大官叫李四，家里的地不缴税，这是士族特权。张三突然觉得把税交给政府不合算，于是就想省点，士族地主李四反正种地不交税，于是就和张三商量，以后张三在每年的收成里给他一部分，然后他就把张三家的地划到了李四的名下，这样一来张三名义上成了没地的人，因为他的地给了李四，所以在税收方面就减轻了很多的压力，而这里原本应该给朝廷的赋税，却交给了李四，这造成严重的税负流失。

这一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也使地方官吏为了征够赋税，就将这一部分逃掉的赋税平摊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因为每个地方的赋税都是有规定的，一定要足额征缴。所以一部分人不交税，那么另一部分人就要多交税。

封建社会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本来并不太多，但时间一长，投机钻营或者偷税漏税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老老实实缴税的人的赋税就越来越重，这就是很多人说古代赋税很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为防止地方官吏从中牟利，使这个政策不能好好地执行，李嗣源又下令将帐簿直接送到中央的职能部门里（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的部），由中央部门来征收赋税和徭役。

假如有人隐瞒田地亩数，奖励举报的人这一招现在还在用，比一味的连坐我觉得高明多了。但是奖励举报者，不能政府买单，所以又规定加倍征收该户的赋税，罚的钱就是给予举报者的奖励。

另外，李嗣源又免去了原来征收的每亩五文的道桥钱，将五文酒曲（酿酒的原料）钱减少到三文，这一种税负也是十分的有名气，当然这是臭名昭著，属于乱七八糟的杂税。

对于百姓生活影响很大的债务利息也明文限制，说白了就是限制高利贷，尤其是限制驴打滚，债主得到的利息如果已经达到本钱的数额，就禁止再收利息，只准收回本钱，如果利息累计数是本钱的两倍就本利都不准再收，等于是债务消失了，这对当时饱受高利贷之苦的百姓来说的确是好事。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驴打滚和古时候的高利贷，驴打滚好理解，就是利滚利，这个月的利息在下个月也要算上利息，利生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复利法，举个例子，你借了一百块钱，年利百分之五十，那么到了第二年，他的本金就达到了150块钱，此时还是按照百